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评《中国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院长 苏发祥(藏族)
潘岳部长的《欧洲蛮族入侵与中国五胡入华》一文立意高远、视野宏大、思想深邃、资料翔实、言简意赅。文章通过梳理、比较公元300年到600多年间东西方历史发展脉络,呈现了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的历史;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精髓是多元的大一统体系。
第一,无论哪个民族问鼎称尊,都以中华正统自居,都致力巩固和发展“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
文章通过大量史实揭示了魏晋南北朝如何从大分裂走向大统一,呈现了400年五族入华,完成了版图制度和社会的“大统一”;阐释了中国的五胡十六个政权不是族群隔离“瓜分天下”,而是族群融合“混一天下”。该文并不认同传统史学界的“北魏之所以能统一北方…是因为他们‘改汉俗行汉礼'”的观点;而是认为“北魏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进行了大一统精神的政制改革,再造了秦汉儒法国家形态”。作者认为,北魏孝文帝“‘着汉衣'、‘改礼仪'”,创新性发展了诸如“均田制”、“三长制”等巩固中央集权基层治理,带动整个北方社会大融合。“北朝对南朝的胜利,不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而是谁更能继承大一统精神的胜利,是兼采胡汉的“新汉制”对僵化守成的“旧汉制”的胜利。”
文章通过大量史实说明,古代中国人没有基于血脉和习俗的“华夷之别”,而有制度和文化的“华夷一体”。魏晋南北朝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夷与夏不是看血脉看习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五大胡族之所以执著于“汉化”,是因为汉文明绝不仅是礼仪风俗,其精髓在于如何构建一个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
魏晋南北朝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表明,经三百年不停歇地族群混居,最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隋人与唐人。正如作者所说,“‘汉化'不是‘被汉人同化'的意思”而是继承“汉武帝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经济、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的“大一统汉制”;“认同这种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汉人'。可以说,‘汉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构‘国族'的最早实践”。
可以说,中国人的“统一秩序”的“大一统”天下观,经由魏晋南北朝的接续发展,不仅建立了超级稳定的大一统隋唐国家共同体,而且发展了儒释道合一的中华文明。这些论述表明,中华民族形成史,是以秦汉奠定的“一统天下”政治制度和儒家文化价值观为统领,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的历史。
第二,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是对西方族群国家的超越。
通过比较,作者指出,与“五胡”“汉化”不同,欧洲蛮族史观认为罗马世界不应当是统一的,应当是由多个种族分而治之。欧洲蛮族并不热衷继承西罗马帝国遗产,更不去与东罗马争夺“正统”。西欧蛮族攻破罗马帝国后建立的若干日耳曼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绝大部分彻底地“去罗马化”。
比如,哥特人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性而不被罗马人同化,为了防止哥特人的勇武精神被罗马文化腐蚀,建立了“平行社会”。随后,法兰克在兼并其他蛮族王国的统一过程中,并不像罗马那样建设行省,收归中央管理;而是封给贵族与教会,维持领主自治,将基层自治推到极端,“日耳曼各王国独立分散,不追求彼此融合,形成了多中心格局”。正如英国史家佩里?安德森所说,蛮族建国“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
魏晋南北朝与欧洲蛮族的政治社会治理的差异,再一次说明中西方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差异:“统”与“分”的差异。中国五胡弘扬了中华文明“合的逻辑”,欧洲蛮族则放大了罗马文明“分的逻辑”。中世纪的欧洲陷入了频繁的战争,因此,尽管整个欧洲的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有过查理曼等试图统一欧洲的君主,但始终没有使欧洲成为统一的国家。
第三,欧洲学者将“封建社会”和“弱国家”放大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规律,是西方中心主义作祟。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尽管发生过多次割据和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西方世界很难理解今天的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疑惑就是中国何以能够将一个民族多元、文化多样的国家维持两千多年生生不息。纵观世界史,与中国并列的古巴比伦和古埃及都曾是世界文明古国,但在滚滚历史长河中,都最终消失或者没落了,只有中国更加繁荣昌盛。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像中国一样的国家,从历史到现在基本上维持在一个大致的疆域内,多个民族共同认同、共同缔造祖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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