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杰出人物而不爱惜的民族，是很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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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可悲的
文、 编：Kuang
2016年杨绛先生去世时，关于知识分子的犬儒与公共担当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余波延续至今。
一边以旅美学者徐贲老师为代表，强调知识分子的“公义”。在他看来，知识分子除了智识上的责任之外，更重要的是道义上的责任，即面对不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而不是保持沉默。
另一边以著名历史学者张鸣老师为代表，认为知识分子在恶劣的环境下保持沉默可以理解。张鸣老师写道：“当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以人民的名义讨伐异类的时候，要求知识分子履行抗争的义务，其实根本不现实。”
抗争或是沉默，是那个黑暗时代两类知识分子的写照。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一种是追随主流的知识分子，另一种是被迫趋附的知识分子。
抗争的知识分子值得钦佩和铭记，沉默的知识分子也可以理解和同情，但是后两种知识分子却鲜为后人所提起，他们的一些经历虽有无奈，但终究不够光彩。
然而，正是这些“不光彩”的知识分子共同构筑了那段历史的一个侧影，一个我们只能站到阴影中才能看清的历史原貌。
▌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今天问一个中学生：你都读过什么文学作品啊？相信对方能够列举出许多我们听过或者没听过的名字。
但是要问一个1970年代初的中学生都读过什么，他可能只说的出：浩然。
浩然是那个时代“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中的那个作家，很受重视，他的一些作品也是为了政治需求才完成的。
除了政治意义上的走红，浩然清新的笔触，以及对当时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细腻刻画也赢得很多年轻人的追捧。
作家陈徒手在他的非虚构作品《人有病，天知否》中说道，浩然的文字“浸入我们的筋骨，让我们的贫乏生活有所依傍而不陷入彻底的空洞......三卷本的《艳阳天》和《幼苗集》涂抹了我们头顶可怜的文学天空。”
然而，正因为这样的走红，让浩然在运动后面临政治上的清算，和舆论上的批判与指责。
很多人为认为浩然彼时太过嚣张，太过得意，对那些老资格的作家毫无尊重和敬意，看不上剧作家杜印夫妇，认为端木蕻良历史复杂，还觉得骆宾基“不干净”......
但是陈徒手在爬梳档案和历史，并对亲历者采访后发现，那时的浩然其实是股难得的“清流”。他从不刻意整人，哪怕上头有压力，他也是真真假假跟着吆喝一下了事。而且在运动前，他已经尽力保护很多老作家，比如老舍先生。
在陈徒手看来，浩然只是一个纯粹的作家，他无意往上爬，只是“本分地折腾写作的事情”，“他无意有意间守住了一个做事的底线。”
浩然晚年拒不为自己在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道歉，他说“尽管有些遗憾，但是我从未对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
浩然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共用的一个符号，每个人都能从他那里找到过去的碎片。陈徒手说：“我们可以批判、可以指责、可以反思，但当年围绕浩然所形成的一个历史场，对人们的熏陶和指引却是难以磨灭的，它是一种能够深入骨髓的东西。”
▌冯友兰：个人挣扎史
陈寅恪先生曾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之相反，“曲学阿世”，却是对一个学人最深的鞭笞。
那个混乱时代，很多知识分子要么为了自己的野心，要么被迫，都走上了“曲学阿世”之路，其中就有中国哲学界泰斗冯友兰。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中国哲学史》，哪怕没有读过，也都听说过。这本书是哲学路上无法忽视的著作，也是现在中国哲学史体系的建立基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大师，其个人经历，尤其是在政治上的选择，却和他的学术成就完全不相匹配。
冯友兰先生曾因其左倾思想，被国民党逮捕过。他并没有上演一出可歌可泣、宁折不弯的英雄故事，而是很快妥协，甚至多次接受国民党方面的宴请，主动为其写文章歌功颂德。
冯先生是中国“新儒家”的代表，但是却在特殊年代成为了批林批孔的先锋。他登报否定自我，说自己之前的书是错误的，全盘否定了自己之前所有的成果，甚至说自己过去的学术著作都是\"没有半点价值的\"。变脸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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