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装饰纹样探析以狮子纹为例

内蒙古自治区是契丹民族的肇兴之地，也是辽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内蒙古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辽代遗物非常丰富， 这些精美遗物的问世，让人们对契丹民族产生的浓厚的兴趣，也迎来了辽代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繁盛时期。辽代遗物上的纹饰题材丰富多样，大体可分为动物纹饰、植物纹饰、 几何纹饰和人物故事纹饰。 动物纹饰有龙、凤、狮、马、羊、鹿、犬、摩羯、鱼、鸳鸯、雁、鹤、鸟、昆虫等。植物纹饰有牡丹花、莲花、忍冬花、宝相花、莲瓣、折枝、缠枝、卷草、石榴等。 几何纹饰有联珠纹、云纹、水纹、菱形纹、五角纹、环纹、放射线纹等。 人物故事有仙人、童子、乐舞等。

辽代遗物上的纹饰题材和布局受唐文化、宋文化、佛教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较大，也形成了本民族独有的特色，根据纹饰风格的不同，参照张景明、赵爱军在《辽代金银器的器型纹饰演变及工艺》[1]一文中对辽代金银器的分期，我们将辽代纹饰分三期，第一期为辽太祖至辽圣宗时期（公元907-1030年）；第二期为辽兴宗时期（公元1031-1054年）；第三期为辽道宗至天祚帝时期（公元1055-1125年）。第一期的纹饰受唐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较大；第二期的纹饰除了延续第一期的风格外，佛教文化的兴起是这一期的主要特征；第三期的纹饰风格受宋文化的影响较大，唐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渐弱。

狮子在中国古代被称作百兽之王，但并不产于我国，据《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十八记载“章帝章和元年，①（安息国）遣使献狮子……形似麟而唯无角也”，这是中国关于狮子的最早记录，之后西域诸国多次通过丝绸之路向中国输送狮子。由于狮子的稀有，被人为地赋予了地位、权势和富贵等其他属性，而在民间也被视为能带来吉祥的瑞兽。狮子的形象应用于纹饰装饰上，最早见于重庆市博物馆藏熹平三年②狮纹镜（如图一），铜镜圆钮，菱形钮座，内区饰四个正视狮面纹，狮怒目吐舌，外区饰连弧纹一周，边缘饰一周菱纹，内饰卷云纹[2]。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 狮子纹饰被赋予了更多的美好愿望，或长出双翅，或脚踩祥云，或口吐火焰。 到了唐代，狮子纹饰发展到了鼎盛阶段，与龙、凤、麒麟共同作为祥瑞之兽的代表。辽代的狮子纹饰完全继承了唐风，依旧象征权势、地位、富贵、吉庆、平安、家庭幸福、吉祥如意等美好寓意。

一、辽代狮子纹饰的发现与研究

建国以来，辽代遗物主要出土于内蒙古、辽宁、河北、山西、北京等省市，尤以内蒙古赤峰地区为冠，可见赤峰地区在辽代的重要地位。 其中以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通辽市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遗物最为丰富和精美。这些出土的辽代遗物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狮子造型纹饰，现试罗列辽代各个时期的狮子纹饰。

（一）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3]出土体现狮子纹饰造型的遗物有三件，一件双狮纹鎏金錾花银盒（如图二）、一件桃形狮纹鎏金铜鞧带饰件（如图三）、一件鎏金雄狮银饰（如图四）。 据墓志记载， 墓主葬于辽太宗会同四年 （即公元941年），属第一期的器物。

图一 熹平三年狮纹镜③

图二 双狮纹鎏金錾花银盒④

图三 桃形狮纹鎏金铜鞧带饰件⑤

图四 鎏金雄狮银饰

（二）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藏[4]一件錾花双狮纹银盒（如图五），与耶律羽之墓出土的双狮纹鎏金錾花银盒从器形和纹饰风格上都类似，可以判断此件器物也属第一期。

（三）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5]出土了三件狮纹遗物，一件龙纹金花银盒（如图六）、一件双狮纹金花银盒（如图七）、一件金花人物纹银提梁壶（如图八），墓葬未发现有明确的纪年，作者依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风格推断， 应属辽代早期，属第一期的器物。

图五 錾花双狮纹银盒

图六 龙纹金花银盒

图七 双狮纹金花银盒

图八 金花人物纹银提梁壶

（四）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藏成套鎏金银马具，马具胸带和鞧带上共有二十三件桃形舞狮纹银鞍挂饰（如图九），其中三件尖桃形饰双狮纹，二十件扁桃形饰单狮纹。 据这组挂饰的用途及器型，笔者判断为第一期的器物。

图九 桃形舞狮纹银鞍挂饰⑥

（五）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沙子沟辽墓[6]出土成套马具，其中有十一件五边形狮纹带饰（如图十），样式基本相同。 墓葬未发现有明确的纪年，作者据出土的器物和墓葬形制观察，应属辽代早期，属第一期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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