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型戏曲”是什么样的戏曲?

前些时，笔者读到一篇谈中国戏曲要“实现历史性的蜕变”的文章。文中提出要建立“现代型戏曲”。如果笔者理解不错的话：所谓“现代型戏曲”，当然不仅仅指现在还在探索的现代戏，而是有别于传统戏曲的一种新的形式的戏曲。说实在的，笔者近几年来读得多些的文章，是对戏曲传统被消解这一严峻现实的忧虑与批评，因而对这种“力排众议”一鸣惊人的文章颇觉新鲜，很感兴趣。但遗憾的是：文章未能提供或透露一点“现代型戏曲”的“模样”——与传统戏曲的差异：戏曲精神上的、艺术元素上的、美学特征上的，因此也就说明作者只是一种理念生发出的一种主张，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愿望。

这愿望反映了对传统戏曲不满与否定。其实不满或反感中国戏曲（主要以京剧为例）及其传统表现出的特质，要“改良”、“改革”中国京剧的聒噪，最严重的有两个时期：一为“五四”，二为“文革”。“五四”只是部分文化人口诛笔伐，而“文革”则为毫不留情地实际清除，如同把一朵美丽的花扔进泥淖。

一、对中国京剧的诟病年头久远 外来艺术及理论的挤压与影响

“五四”前后，当中国人踏出国门，第一次看到西洋的舞台戏剧——实景实物的视觉冲击，惟妙惟肖的写实表演，其心灵的震撼与惊愕是无以言状的——原来他们的戏剧是这样的！在未及好好冷静思考、作些中西艺术比较的情况下，只眩目于视觉的冲击力，顿觉自己民族艺术矮小与琐屑，发出痛惜与诟病的叫喊。

舶来的文艺理论对中国京剧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本来舶来的各种文艺理论本身无所谓危害。西方的文艺理论是西方的文化现象，是不同的民族的文化成果。说这些理论对中国戏曲的危害是说有的人假以此理论、贬损自己民族艺术所造成的坏影响，而发生在几十年前的那场“文革”形成的文化专制对中国戏曲的直接摧毁，由于是以极端行为出现，因此也就毫无学理上的论理意义。倒是“五四”时期对中国京剧称得上一次大的思想围攻，这里倒有必要条分缕析一番，因为这对我们理解当下总有人打着“改革”的大旗，变着花样“创新”京剧，不无裨益，且有警醒的启示意义。看看当时第一流的文化精英，对中国京剧是怎么嘲讽与挞伐的，下面仅举几例：

欧阳予倩，著名戏剧理论家、艺术家，在《予之戏剧改良观》一文中竟说：“试问今日中国之戏剧，在世界艺术界，当占何等位置中？吾敢言，中国无戏剧，故不得其位置。”[1] 七百多年的中国戏剧就这样被他一句话给否定了；与此同一调门的是学者、曾任西南联大校长的傅斯年，他说：“真正的戏剧纯是人生动作和精神的表象……不是多种把戏的集合品。可怜中国戏剧界，自宋朝到了现在，经七、八百年的进化，还没有真正戏剧，还把那‘百衲体’的把戏，当作戏剧正宗。”[2] “百般把戏，无不合乎竞技游戏的意味，竞技游戏的动作言语，却万万不能是人生通常的动作言语——所以不近人情。”[3] “行头总不是人穿的衣服，譬如花脸，总做出人不能有的粗暴像。”[4] “譬如打把子、翻筋头，更是岂有此理。”[5] 并还说：“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价值。”[6] （引文部分均为《戏剧改良各面观》）其时，一股企图改良中国京剧的呼声甚嚣尘上，就连温良敦厚的胡适先生也提出：“《一种既不通俗，又无意义的恶劣戏剧》，戏台上依然是打筋斗、爬杠子、舞刀耍枪的卖弄武把子。”[7] 并说，“这都是‘遗形物’的怪现状……不扫除干净，中国戏剧永远没有完全新的希望”。[8] 而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则更表现出他对京剧的恶感：“……舞台设备之幼稚”，“文章又极恶劣不通”。（指剧本——笔者按）“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乱打”，“绕场上下，摆队相通”，“兵卒绕场，大小起霸”等“种种恶腔死套，均当一扫而空。另以合乎情理，富于美感之事代之”。[9] 说得“好”！刘半农所谓的“恶腔死套”，正好道出中国京剧核心特质、审美精髓：一是以板腔体为主的极受人们喜爱的京剧各类唱腔；二是以虚拟、程式性的“套”为表演主要形式的写意性美学特色。

中国京剧命乖运蹇概括地说：近代以来，外来艺术（话剧、电影等）的引进，形成了强大的文化挤压；“五四”时期，学术上的炮轰（上引下赘）；民国时期尤其三四十年代，“时装戏”、“机关布景戏”在上海泛起；及至“文革”期间“样板戏”十年的独霸时期。而至当下，虽然“革新”高潮已过，但声未绝耳，在“继承传统、弘扬国粹”的口号声中，仍自变着花样在“创新”着京剧。文章开头提到的那篇文章及文章中要建立“现代型戏曲”的主张，当然也是本着“从变从新”的观点出发的，并认为“推陈出新”是“实现历史蜕变”的“内驱力”，然而这一说出了的愿望以及种种没说出但在实践中以“去传统”的种种做法，目的都是以期改革中国京剧。可能否实现这个“现代型戏曲”愿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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